【基本案情】

2021年12月，P某在陌陌聊天軟件上認識一微信昵稱為“歸零”的人，從其處得知可將其本人名下銀行卡提供給他人用于轉賬走流水，并約定每轉賬50萬元支付P某3000元報酬。為謀取利益，同年12月20日，P某在“歸零”的介紹下，攜帶自己名下招商銀行卡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卡前往合肥某小區附件與對方見面。后P某跟隨對方人員進入該小區一居民樓內，將上述兩張銀行卡、自己的手機及密碼均提供給對方，并配合對方通過刷臉認證的方式以其身份在手機上注冊了一個前海微眾銀行賬戶用于轉賬。

檢方認為P某在明知可能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的情況下，仍協助對方采取刷臉認證等方式登錄銀行賬號，并收取、轉移贓款共計人民幣953556元，從中非法獲利現金人民幣6000元。

【辦案經過】

辯護人在接受委托后，第一時間會見了P某。在閱卷后，針對P某的案情，辯護人認為其在罪名定性以及案件事實方面均有辯護的空間，于是著重從這兩個角度制定辯護策略，同時積極與承辦警官、檢察官聯系。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給出了一年十個月的量刑建議。這個量刑雖適用了第一檔，但辯護人認為針對本案來說還是過重，P某本人也未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

在法院審判階段，辯護人著重從P某本人心態及行為的細節分析，指出與其他同類型案件相比本案的情節明顯較輕，同時在庭審發問階段，讓P某自己明確只提供了兩張銀行卡，前海微眾銀行賬戶并非P某提供，而是上家私自用P某提供的材料制作出一個新的犯罪工具，那么這個新的犯罪工具所造成的刑事責任應當由上家獨立承擔，此情節在量刑時應當予以考慮。結合判決書內容來看，這一觀點對法院的減輕判決起到了主要作用。

【案件結果】

P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附：《辯護詞》

P某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一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

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接受犯罪嫌疑人P某的委托，指派蘇義飛、金雨爽律師擔任其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一案的辯護人。作為P某的辯護人，我們希望通過對案情的梳理、各方證據證言的比對，盡最大可能還原案件事實真相，在法律的框架內得出公平公正的結論，維護法律的尊嚴以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F就本案發表如下法律意見：

鑒于P某愿意當庭認罪認罰，辯護人的以下意見是基于獨立辯護權做出的，不影響P某認罪認罰的態度。

一、辯護人對P某的罪名定性有異議，P某的行為屬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一）P某有提供銀行卡的故意，但沒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故意。

P某供述稱：我一開始問了微信上面那個人，我還特地說的違法犯罪的事情我不做，對方跟我說就是轉賬，不是違法犯罪的事情，所以我才答應做的。后來在房間的時候，我在他們旁邊看他們操作，結果發現他們都是那種錢一到我的銀行卡上面，立即就轉走的操作，因為我之前被電信詐騙過，所以我就懷疑他們可能是用我的銀行卡來轉移那些電信詐騙的錢。我當時也想過離開不干了，但是對方三個男的在里面，我就有點害怕，沒敢提要走的事，另外不是我本人轉賬，應該沒多大事情，就留了下來。

以上可以證明兩點，第一，P某開始并不知道上家從事的是違法犯罪的行為，而是在現場看到上家的實際操作時才意識到可能存在的違法犯罪行為，此時想退出已經來不及。并且P某本人在事前明確表示不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也得到了對方的保證，說明P某一開始并沒有犯罪的主觀故意。第二，上家向P某表述的是需要借用他的銀行卡來轉賬，轉賬的資金是否是違法犯罪所得P某一開始并不清楚，P某認為自己只是提供銀行卡供他們轉賬走流水，因此，他實際上只有提供銀行卡的故意，而沒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故意。

（二）P某是在上家的安排下，被動地配合對方刷臉，應區別于主動配合協助轉賬的行為。

根據P某的供述：我到房間之后，對方就把我的銀行卡、身份證還有手機都拿過去了，不給我碰這些東西，我把銀行卡密碼和手機密碼都給他們了，他們為了操作方便，把我的銀行卡密碼也改了。期間他們三個男的中間有一個男的負責記賬，另外兩個男的一個拿我的手機在操作轉賬，一個在看群消息，根據群消息的指令操作轉賬。

從上述供述以及今天的庭審發問中可以看出，上家在拿到卡和手機后全程都由自己一方操作，沒有跟P某商量后續行為、沒有讓P某自己拿手機轉賬、也沒有讓P某瀏覽群消息，甚至在拿到銀行卡后就把卡密碼給改了，完全將P某屏蔽在轉賬行為之外。至于什么時候刷臉、要刷臉幾次，P某都不清楚也無法控制，因此P某處在一個被動配合的地位，社會危害性低于本罪同類型案件中主動配合轉賬的被告人，所以法庭在量刑時應當考慮這一情節。

此外，出借本人名下銀行卡給他人使用，其目的顯然是要協助他人轉賬，客觀上也必然會起到協助他人轉賬的后果。在出借本人銀行卡給他人使用過程中，在他人轉賬時提供了刷臉幫助，客觀上仍應屬于出借行為的延續。具體到本案中，P某有提供銀行卡的主觀意圖，也提供了銀行卡，但沒有配合上家轉賬的意圖，轉賬是上家自行操作的，刷臉也是上家拿著手機實施的。實際上，在上家拿走手機、銀行卡、身份證之后，后續的發展完全不受P某個人意志的控制。并且法律也不應該強人所難，我們不能指望P某在被三個陌生男人圍住的情況下奮力反抗、奪回自己的手機。所以，P某的行為更符合幫信罪的構成。

二、與其他同類型案件相比，本案的情節明顯較輕，體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P某僅提供了兩張銀行卡，即招商銀行卡和郵政儲蓄卡，微眾銀行賬號并非P某提供。結合今天的發問情況以及P某在第二次筆錄中（P14）供述“他們帶我進入房間后，然后要了我的身份證、銀行卡和手機，一開始他們先用我的身份信息注冊了微眾銀行”。根據這段話，首先，微眾銀行是由上家注冊的，P某沒參與，之前不知道也沒用過這個軟件；其次，辯護人前兩天用自己手機注冊了微眾銀行的賬號，整個過程只需要身份證和一張銀行卡號，而這些材料當時已經在上家手中，上家沒有必要征求P某的同意，也不需要P某的刷臉配合。簡而言之，雙方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上家私自用P某提供的材料制作出一個新的犯罪工具，那么這個新的犯罪工具所造成的刑事責任應當由上家獨立承擔，結合本案的銀行流水情況，P某招商銀行卡一共60次轉賬流水，其中使用到微眾銀行卡號的有26次，接近一半的比例，按照正常邏輯我們可以推測出，如果上家沒有私自注冊微眾銀行賬號，只使用P某帶來的兩張卡，那么涉案流水可能會減少將近一半。希望法庭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量刑時對這一點予以考慮。

第二，P某提供銀行卡的行為僅有一次，且具有隨機性和偶發性。P某在供述中稱“當時在陌陌聊天軟件上有陌生人問我做不做兼職，我當時比較缺錢，就加了對方的微信”。我們可以看到，上家以兼職的方式在網絡上廣泛撒網，招募眾多不特定的人為其提供銀行卡，P某本身就沒有犯罪的意圖，而上家的兼職招募具有一定欺騙的意味，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P某也屬于上家行為的受害者，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要明顯低于于其他同類型案件的熟人介紹作案和團伙作案。

三、P某具有以下從輕、減輕處罰情節

（一）P某受他人脅迫利用，在整個犯罪中應當屬于從犯。

本案中的上家尚未抓獲，目前被告人只有P某一人，但綜合全案證據可知，P某不是犯罪的組織者、管理者，也不是轉賬行為的實際操作者，完全是一個被動跟隨的行為，犯罪性質和程度都是比較輕的，在本案中只起到了次要輔助作用，應當認定為從犯。雖然上家目前未歸案，但并不影響P某在案件中屬于從犯的實際地位。

（二）P某有自首情節，認罪態度好

2021年12月30日，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在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在公安機關的整個偵查過程中，P某始終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如實供述，供述前后一致，應認定為自首。

（三）P某已全額退臟

案發后，在警方的教育下，P某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并自愿認罪認罰，也愿意全額退贓。

（四）P某為初犯、偶犯，再犯可能性低

P某此前一貫表現良好。但數月前女兒出生，妻子全職在家照顧小孩，整個家庭的經濟壓力都擔在P某身上，因此才會在網上尋找兼職，由于法律意識淡薄誤入歧途，但主觀惡性較低，再犯可能性極低。

四、關于對P某適用緩刑的意見

刑罰目的是預防犯罪，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使其認罪服法，悔過自新，重新做人，預防他們重新犯罪。

對于初犯，緩刑更有利于改造，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不脫離家庭和工作，可以使其不會因為犯罪而影響自身負有的家庭和社會義務，在不脫離社會的條件下，既感受到法律的威嚴，也親身體會到法律和社會的寬容。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對司法機關會心存感激，從而會心懷感恩、心甘情愿地實現懲罰與教育改造的刑罰功能。

對于P某來說，其并沒有主觀犯罪的故意，涉案情節輕微，歸案后自愿認罪認罰并全額退贓，給他們定罪并留下案底已經是較重的處罰，再加以實刑實在過重，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因此，懇請法庭綜合考慮P某在本案中的實際作用，以及現實的家庭狀況，對P某從寬處理。

辯護人：蘇義飛、金雨爽